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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苞是哪个朝代的诗人 清代文学家方苞,历仕三朝且饱经风霜,最终才找到自己的定位

179人浏览   2024-01-30 19:23:27

今天向大家介绍:清初中期的文学家方苞,他曾历仕清代的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,而且官海沉浮、饱经风霜,最终才找到了自己的定位。

方苞像

下面就来共同分享方苞的故事。

一、家境贫寒,聪明好学

康熙七年四月十五日(1668年5月25日),方苞出生于江宁府六合县(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)。虽然家境贫寒,但方苞自幼十分聪明好学,相传他4岁就能作对联,5岁即能背诵经文章句。

方苞16岁起踏上了科举考试之路,康熙三十一年(1692年),方苞进京城入国子监,他以文会友,名声大振,被称为“江南第一”。当时的大学士李光地称赞方苞文章是“韩(愈)欧(阳修)复出,北宋后无此作也”。

康熙三十八年(1699年),31岁的方苞考取江南乡试第一名。但接着又两次应会试而落榜。康熙四十五年(1706年),方苞又第3次应礼部试,终于考取进士第4名。但因遇到母亲生病,他只得回乡照应,未能去应殿试。

方苞画像

二、历仕三朝,官海沉浮

谁知,还未正式踏入仕途的方苞,却因一文字狱被牵连入狱。那是康熙五十年(1711年),戴名世所著的《南山集》《孑遗录》里因有大逆不道的话被弹劾,其奏章里涉及到方苞的族祖父方孝标。戴名世和方苞是一个县的人,因方苞曾为他的文集作序,所以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。不久,方苞被押解到京城下刑部狱,还定为死刑。方苞在狱中两年没有沉沦,他仍坚持著作,且著成了《礼记析疑》和《丧礼或问》。

康熙五十二年(1713年),此案件审结,戴名世判斩首。还好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,清圣祖(康熙)亲笔批示“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”,方苞得以免死出狱,且以白衣之身入南书房,作清圣祖的文学侍从 ,后来又移到养蒙斋编修御制《乐律》《算法》等书。但只是“宽宥免治”,朝廷并非是认定方苞无罪。

清世宗(雍正)即位后,对以张廷玉为代表的桐城学人非常信赖,垂爱有加。这也使方苞的政治处境较康熙朝有了进一步改善,方苞和其他因戴名世案入旗的人被解除旗籍,仍然归原籍。

方苞彩色画像

方苞先入直南书房,因工作出色,雍正想升任他为内阁学士,但他以腿脚不利为由推辞不受。清世宗只好命方苞专门负责修书,不必到内阁治事。后充任《一统志》总裁。雍正十三年(1735年),又当《皇清文颖》副总裁。

方苞在雍正一朝,不仅为朝廷编史著书,而且还提出过不少利国利民的好建议。如他曾说百姓生活日益匮乏,请求朝廷禁止酿酒,禁止种烟草,禁止粮食出洋,并且让州县的副职官员督促老百姓种植养殖,当地士绅帮忙疏浚河道等。清世宗在把方苞的意见交给有关部门商议后,择优实行了。

乾隆元年(1736年),方苞被任命为《三礼义疏》副总裁。他再次入南书房,乾隆帝还想提升他为礼部侍郎,方苞仍然以腿脚不利为由推辞,但清高宗留下了他,命令方苞免随班行走。又命令方苞教习庶吉士,方苞坚请请求解除侍郎之任,获准后仍以原衔食俸。

清初中期文学家方苞

同年,清高宗命方苞选录明代及当朝诸位大家的作品,并加以批评,作为学子写作的标准。书成后,命名为《钦定四书文》。这充分说明清高宗对方苞的文学才华还是十分欣赏与重视的,但是,对于方苞的政务能力,乾隆帝并不欣赏。

乾隆初年(1736年),方苞上书说:“救荒工作应该预先准备。夏末秋初之时,是发大水还是干旱,已经能看到十分之八九了。按照旧有惯例,上报灾情必须等到八九月之后,受灾百姓从早晨已经等不到晚上了,可官员上奏再得到救灾命令,动不动就要经历数旬。请求今后遇到水灾旱灾,五六月份就按实情上报。”

乾隆帝将方苞的建议发到有关部门商议,因为如果五六月份报灾,则可能出现虚浮不真实的现象,所以朝廷没有采纳,方苞的提议未能得到实行。乾隆四年(1740年),方苞因管理能力不够被革职,但仍留三礼馆修书。

方望溪先生全集

三、找到自己定位,成“桐城派”鼻祖

历仕了三朝、在官场上饱经风霜的方苞,从乾隆帝对他的态度上,找到自己一生的定位:他并不擅长官场生涯,而仅限于文学创作。于是,从此他开始专心编书,还通过培养弟子,来找其衣钵传人,结果成为了“桐城派”鼻祖。

方苞为学以程、朱为宗,提倡写古文要重“义法”,追求道与文并重。他以简严精实的文风,在“义法”理论指导下,把古文写得清新雅洁、自然流畅,并富有极强的感染力,这在清初文坛中独树一帜。

方苞的思想在后世发展出了“桐城派”散文,他也因此与姚鼐、刘大櫆合称桐城三祖;与戴名世、刘大櫆、姚鼐共称为桐城派“四祖”。名著有《方望溪先生全集》。

桐城“三祖”(左起: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)

总之,清初中期的文学家方苞,曾历仕清代的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,且官海沉浮、饱经风霜,最终才找到了自己的定位-仅擅长文学创作。他的人生经历启发我们:

我们应该结合自己的特长与特点,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,如是擅长科学研究,还是精通企业管理。只有找准了合适的位置,才能为国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,避免因“德不配位”、“德才错位”,而给国家或革命事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