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塘是哪个朝代 两宋时代的钱塘江

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。古时有浙江、浙河、浙水、淛江等名称。浙江之名，见于早期古籍《山海经》。《史记 ·秦始皇本纪、项羽本纪》并作“浙江”。《庄子》作“淛江”。《汉书 ·地理志》、《水经》 作“渐江水”。郦注作“浙江”。淛、浙声近，古字通，或以为渐即浙字（杨守敬《水经注疏》）。今钱塘江上游称新安江，桐庐至萧山闻堰称富春江，闻堰至杭州闸口段，河道圩回曲折，形如“之”字，又称之江， 闸口以下始称钱塘江。

钱塘江的名称开始出现在东晋时代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六十五《地部三〇》：“浙江，虞喜《志林》注曰：今钱塘江口，折山正居江中，潮水投山下，折而曲，一云：江有反涛，水势折归故云。《史记》云：江水至会稽山阴为浙江是也。”虞喜，东晋会稽余杭人。应该是东晋时期，东南进一步开发，地名细化，开始出现了钱塘江名。然而要到差不多隔了五百年后的北宋时代，钱塘江之名才得以普遍使用。其原因何在？那得从县、江两者的关系说起。

钱塘江无疑因钱唐县而得名。明万历《杭州府志》卷二十《山川·钱塘江》：“今郡人以其地介于钱塘县，遂名钱塘江云。”然而两者之间绝非一般河流与聚落的关系，而有着互损互益、共生共存的密切关系。这在两宋时期尤为明显。

钱塘江宽阔的喇叭江口，怒潮澎湃，在古代阻碍了南北的渡越。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南巡，“至钱唐，临浙江，水波恶，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”。这狭中，在今富阳与分水（今属桐庐）之间，江面较狭，容易渡越。此处为感潮河段上界，钱塘江潮至此为尽处。这说明古代在钱唐县渡江，因汹涌的江涛，十分险阻，不得不西至富阳一带狭江处渡越。秦汉时钱唐县治还屈居于西湖西面武林山地的北至岳坟去灵隐一带，面临大江，是辟处一隅的小县。这就决定了钱唐县虽置于秦代，但其以后发展很慢。随着钱塘江主泓的摆动，东击西陵，于是北岸滩地淤长，钱唐县地域逐渐扩大。《舆地纪胜》卷二《浙西路·临安府·风俗形胜》引苏轼《六井记》云：“潮水避钱塘，而东击西陵，所从来远矣。沮洳斥卤，化为桑麻之区，而久为城邑聚落。凡今州之平陆，皆江之故地。”说明钱唐县的地域因钱塘江沙滩淤积而扩展。东晋时，钱唐县治已移至钱塘江干今凤凰山麓柳浦一带。对岸即萧山的西陵，成为钱塘 江北岸重要渡口。由于渡口的地位，往来人群的增加，钱唐县开始到得了发展。刘宋泰始年间 （465—471）以前，钱唐县治所在城市聚落，已经沿江干水运路线，自柳浦向北拓展到今吴山东麓鼓楼一带，并吴山麓设“新城戍”兵营。南齐唐寓之以钱唐为都，建吴国。一度将政治中心移至吴山东麓。陈祯明元年（587）在钱唐县设钱唐郡，郡治在凤凰山麓，辖钱唐、富阳、新城、於潜四县。钱唐县由秦汉时期一弹丸小邑成为一地区中心，这是与钱塘江形势有关。六朝时，钱唐县址正东馒头山阻挡了钱塘江涌潮，使其山背西侧的至凤凰山麓一带成为不受潮水直接冲击的安全地带，民居聚落才得发展。

隋炀帝开大运河后，大运河的南端直通钱塘江，江东还有浙东运河，直抵宁、绍。于是杭州地处江、运交会的交通枢纽，在隋代成为“川泽沃衍，有海陆之饶，珍异所聚，故商贾并凑”的城市。凤凰山 麓的柳浦，唐代称“樟亭”，设有驿亭，为南北往来要津，杭州的地位较前更显重要。唐白居易有《宿樟亭》诗：“夜半樟亭驿，愁人起望乡；月明何所见，潮水白茫茫。”钱塘江边驿亭，是远客乡愁之地。唐代的杭州，因处江、运交会，成为南北商业中心，唐李华《杭州刺史壁厅记》云：“杭州东南名郡······咽喉吴越，势雄江海······水牵卉服，陆控山夷，骈樯二十里，开肆三万室。”唐代杭州的繁盛，在《全唐诗》里所载甚多，因非本文所论，故不一一详列。

五代时钱镠的吴越国，对杭州城的扩建和钱塘江海塘的修筑，在杭州城市发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。由此奠定了两宋时代杭州的规模。

两宋时代，杭州郭下有钱塘、仁和两县，治所在风凰山麓，濒临江干，受钱塘江海潮水的影响更甚。北宋大中祥符五年（1012）春正月癸西：“杭州言浙江坏岸，渐逼州城，望遣使自京部埽匠壕寨赴州蒇役，从之。”四月壬子，“杭州言去冬涛头冲击江岸，摧圮者三百余丈”。此后，景祐四年（1037）六月戊戌，杭州言是月乙亥大风，江潮溢岸高六尺，坏堤千余丈。诏遣中使往致祭。《咸淳临安志》卷三十一《捍海塘》载：“庆历初夏六月，大风驱潮，堤再坏，郡守杨偕转运使田瑜协力筑堤二千二百丈。有丁宝臣记。”同书引《丁宝臣石堤记》云：“（庆历）七年（1047）夏六月，大风驱潮，昼夜不落，势益湍怒，若将吞于城也。堤之土石，啮去殆半，然犹足以支其危。”政和二年（1112），“兵部尚书张阁言：臣昨守杭州，闻钱塘江自元丰六年泛滥之后，潮汛往来，率无宁岁。而比年水势稍改，自海门过赭山，即回薄岩门、白石一带北岸，坏民田及盐亭、盐地，东西三十余里，南北二十余里。江东距仁和监止及三里，北趣赤岸[同瓦]口二十里。运河正出临平下塘，西入苏、秀，若失障御，恐他日数十里膏腴平陆，皆溃于江，下塘田庐莫能自保，运河中绝，有害漕运。诏亟修筑之。”“政和六年闰正月，知杭州李偃言：汤村、岩门、白石等处并钱塘江通大海，日受两潮，渐致侵啮。乞六和塔寺岸，用石砌叠。乃命刘既济修治。”

到了南宋高宗绍兴年间，杭州改为临安府成为南宋王朝政治中心，人口骤增，江潮不断侵啮江堤， 威胁着杭州城市居民生活的安全，其危害更甚于前。“绍兴初，江涛连年冲突，自仁和白石至盐官之上管，百里生聚，荡为洪波，堤捍百端，随即沦毁，癸丑（绍兴三年，1133年）方定。”“绍兴末年，钱塘江石岸毁裂，潮水漂涨，民不安居。孝宗乾道九年（1173）,钱塘庙子湾一带石岸，复毁于怒潮。”《宋史》卷 61《五行志一上》记载：“淳熙四年五月······己亥夜，钱塘江涛大溢，败临安府堤八十余丈。庚子，又败堤百余丈。”“绍熙五年······乙亥，会稽、山阴、萧山、余姚、上虞县大风驾海涛，坏堤，伤田稼。”“嘉定十年冬，浙江涛溢，圮庐舍，覆舟，溺死甚众。”“嘉定十二年盐官县海失故道，潮汐冲平野三十余里，至是侵县治，庐洲、港渎及上下管、黄湾冈等场皆圮，蜀山沦入海中，聚落、田畴失其半，坏四郡田，后六年始平。”淳祐《临安志》卷10《山川》：“开禧三年（1207）,艮山门外潮水冲荡沿江石堤民舍。嘉定壬午（十五年，1222）秋，潮水冲突城之东北，直抵盐官县治界三里而近，当时已有邑长防江之议，有诏帅漕臣协力修筑，随毁。冬十一月，除大理丞刘厘持浙西仓节，任责措置。咸谓此非人力可胜，申请迎奉城隍忠清龙王三祠像于潮决之冲，日夕祷祈，仍并力筑塘岸。越次年春，潮回涨沙，始复旧观。嘉熙戊戌（二年，1238）秋，潮由海门捣月塘，径奔团围头，日脧月削，民庐僧舍，坍四十里，渐逼军营，己亥六月，诏赵与懂除端明殿学士，知临安府，任责修筑，以防冲决。又诏欲于江干捐一二里地就杨家桥接前军寨，深开一河。赵与懂奏：先于傍近筑土塘为救急之术，然后于内筑石塘。”理宗宝祐二年（1254）十二月，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大方言：“江潮侵啮堤岸，乞戒饬殿、步两帅臣，同天府守臣措置修筑，留心任责，或有溃决，咎有攸归。”

钱塘江潮不仅侵啮堤岸，沦失田畴，还侵入城内，污染环境。淳祐《临安志》卷十《河渠》载：“窃考杭之河渠，自昔以为大政者，无他，务使江水不入，湖水不出，则无患矣。今撫旧所载城中之河有四：曰盐桥河，曰茆山河，曰清湖，曰市河。茆山河中废久矣。而盐桥河、市河日纳潮水，沙泥浑浊，一汛一淤，比屋之民，委弃草壤，因循填塞，久之乃成丘阜。居民利于得地，增叠基址，规占河道。每以开浚，远不过五年，近则二三年，又复如昔矣······天圣四年待御史方奋上言：杭州海潮冲壤水闸，舟船有阻滞之艰。仁宗下诏，复修治之。”

从以上所列资料，充分说明两宋时期，钱塘江潮对杭州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的侵害始终没消停过，随着杭州城市地位的重要，这种侵害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杭州城的发展。所以从五代吴越国开始，直至两宋，修筑钱塘江堤成为当局的一件大事。据有关研究，有宋一代，杭州地方当局始关心海塘的修筑工作，先后筑塘21次。防止了海潮的冲涌，保护了两岸的居民和农田的利益。

钱塘江的江潮、海涛，虽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杭州城市的发展，但同时又因其水运价值，使杭州成为两宋时期对外国际贸易港口，促进了杭州城市经济的繁荣。北宋在10世纪中太平兴国年间灭吴越国后，即在杭州设市舶司，作为管理两浙路各地港口对外贸易的机构。淳化三年（992）移市舶司于明州，次年复迁市舶于杭州。直到北宋中期，明州、广州、杭州三处市舶司，并称“三司”。此后杭州市舶司时有置废，但至北宋末年，杭州一直置有市舶司。南宋时，杭州仍存市舶务，管理海外贸易事务。市舶机构的设立，为杭州发展带来无限的商机。《方舆胜览》卷一引《西征记》云：“自浙江般舟古岸下，登其上曰杭州，横空列城，为国大藩。乘熊轼而建隼，必王公巨人，非刺史、郡太守二千石比也。观其闽商海贾，云赴辐辏，犀贝鱼盐，骈罗于其中。”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卷十二：“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，且如海商之舰，大小不等，大者五千料，可载五六百人；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，亦可载二三百人；余者谓之‘钻风’,大小八橹或六橹，每船可载百余人。此网鱼买卖，亦有名‘三板船’。不论此等船，且论舶商之船。自入海门，便是海洋，茫无畔岸，其势诚险······其浙江船只，虽海舰多有往来，则严、婺、衢、徽等船，多尝通津买卖往来，谓之‘长船等只’,如杭城柴炭、木植、柑桔、干湿果子等物，多产于此数州耳。明、越、温、台海鲜鱼蟹鲞腊等类，亦上单通于江、浙。但往来严、婺、衢、徽州诸船，下则易、上则难，盖滩高水逆故也。江岸之船甚伙，初非一色，海舶、大舰、网艇、大小船只，公私浙江渔浦等渡船，买卖客船，皆泊于江岸。盖杭城众大之区，客贩最多，兼仕宦往来，皆聚于此耳。”由此可见，杭州因钱塘江之便，海上贸易极为繁盛，南宋都城所需之物，皆由钱塘江运入城内，故为诸商辐辏之地。明嘉靖《浙江 通志》卷二《地理志二》：“杭之为郡，枕带江海，远引瓯闽，近控吴越，商贾之所辐辏，舟航之所骈集，则浙江为要津焉。”

从《梦粱录》、《武林旧事》、《都城纪胜》等记载南宋临安城的著作里，反映临安城里商业十繁荣，临安城内商家寄存货物的塌房（又作塌坊）数量众多，规模很大。“每所为屋千余间，小者数百间，以寄藏都城店铺用客旅物货。”市场上各色货物均有。其中丝绸、瓷器，多为运往海外。马可波罗在记载南宋行在时说：“城中商贾甚众，颇富足。贸易之巨，无人能言其数。”“海洋距此有25哩，在一名澉浦城之附近。其地有船舶甚众，运载种种商货往来印度及其他外国，因是此城愈增价值。有一大川自此行在 城流至此海港而入海，由是船舶往来，随意载货，此川流所过之地有城市不少。”文中“大川”所指的就是钱塘江。

总之，直至南宋末年，杭州因钱塘江而成为海上贸易港口，促进了杭州的繁荣。钱塘江与杭州城互损互益、共生共存的关系至为密切。

虽然钱塘江潮不断地威胁着杭州城市的安全，但钱塘江潮水，作为自然景观，自唐朝以来，已成为天下名胜。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》卷25《杭州钱塘县》：“浙江在（钱塘）县南一十二里。《庄子》云浙河， 即谓浙江，盖取其曲折为名。······江涛每日昼夜再上，常以月十日、二十五日最小，月三日、十八日极大。小则水渐涨不过数尺，大则涛涌至数丈。每年八月十八日，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诉涛触浪，谓之弄潮。”白居易咏《潮》诗：“早潮才落晚潮来，一月周流六十回；不独光阴朝复暮，杭州老去被潮催。”南宋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三《观潮》：“浙江之潮，天下之伟观也。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。方其远出海门，仅如银线，既而渐近，则玉城雪岭，际天而来，大声如雷霆，震撼激射，吞天沃日，势极雄豪。杨诚斋诗云：‘海阔银为郭，江横玉系腰’者是也。每岁京尹出浙江亭，教阅水军，朦艟数百，分列两岸，既而尽奔腾，分合五阵之势，并有乘骑弄旗标枪舞刀于水面者，如履平地。倏尔黄烟四起，人物略不相睹，水爆轰震，声如崩山，烟消波静，则一舸无迹。仅有敌船为火所焚，随波而逝。吴儿善泅者数百，皆披发文身，手持十幅大彩旗，争先鼓勇，溯迎而上，出没于鲸波万仞中，腾身百变，而旗尾略不沾湿，以此夸能，而豪民贵宦争赏银彩。江干上下十余里间，珠翠罗绮溢目，车马塞途，饮食百物，皆倍穹常时，而僦赁看幕，虽席地不容间也。禁中例观潮于天开图书高台，下瞰如在指掌，都民遥瞻黄伞雉扇于九霄之上，真若箫台蓬岛也。”文中所谓“车马塞途，饮食百物，皆倍穹常时”，无疑是为来自四方的观潮游客所准备的，客观上带动了饮食服务业的发展。《梦粱录》等南宋著作里记述临安城内繁荣的商业，不可能仅仅服务于杭城本地人士，而一年里必定是观潮时远方来客最多。这就是钱江潮为杭城带来的商机。

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卷四《观潮》：“临安风俗四时奢侈，赏玩殆无虚日。西有湖光可爱，东有江潮堪观，皆绝景也。每岁八月内，潮怒胜于常时，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，至十六、十八日倾城而出，车马纷纷，十八日最为繁盛，二十日则稍稀矣。十八日盖因帅座出郊，教习节制水军，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，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看位观潮。向有白乐天《咏潮》诗曰：‘早潮才落晚潮来，一月周流六十回。不独光阴朝复暮，杭州老去被潮催’。又苏东坡《咏中秋观夜潮》诗：‘定知玉兔十分圆，已作霜风九日寒。寄语重门休上钥，夜潮留向月中看。’‘万人鼓噪骇吴侬，犹似浮江老阿童。欲识潮头高几许，越山浑在浪花中。’‘江边身世两悠悠，人与沧波共白头。造物亦知人易老，故教江水更西流。’‘吴儿生长狎涛澜，冒利轻生不自怜。东海若知明主意，应教斥卤变桑田’‘江神河伯两醯鸡，海若东来气吐霓；安得夫差水犀手，三千强弩射潮低。’······其杭人有一等无赖，不惜性命之徒，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、红绿小伞儿，各系绣色缎子，满竿伺潮，出海门百十为群，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。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，浮潮头而戏弄。向于治平年间郡守蔡端明内翰见其往往有沉没者，作戒约弄潮文云：‘斗牛之外，吴越之中，唯江涛之最雄。乘秋风而益怒，乃其俗习于此观游。厥有善泅之徒，竞作弄潮之戏，以父母所生之遗体，投鱼龙不测之深渊，自谓矜誇，时或沉溺，精魄永沦于泉下，妻孥望哭于水滨。生也有涯，盍终于天命，死而不吊，重弃于人伦。推予不忍之心，伸尔无穷之戒。所有今年观潮并依常例，其军人百姓辄敢弄潮，必行科罚。’自后官府禁止，然亦不能遏也。”

弄潮在两宋时代成为杭州的一道风景，为天下奇观，吸引了四方来客，繁荣了杭州的生活服务业。但是宋亡以后，盛况不再。明代以后逐渐消失。至于观潮之风，至今仍为游览杭州的一大胜景。

自京口（今镇江）至杭州的江南运河，在宋时又称浙西运河，是杭州与中原交通的主要航道。南宋建都临安后，显得格外重要。“自临安至京口，千里而远，舟车之轻从，邮递之络绎，漕运之转输，军期之传递，莫不由此途者。”但是江南运河的南段缺乏水源，开始利用西湖水为水源，然而西湖“自唐及钱氏后废而不理。至是，葑积二十五万余丈，而水无几。运河失湖水之利”，于是只能“取给于江潮，潮水淤河，泛滥闤闠，三年一浚，为市井大患，故六井亦几废。”城内有盐桥、茅山两河与钱塘江相通，曾引江潮入运。由此经常淤塞，泥沙积厚。元祐四年（1089）苏轼组织士兵疏浚茅山、盐桥两河各十余里，水深八尺，南接龙山河，重修龙山、浙江两闸，恢复通航，“父老皆言自三十年以来，开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”。随后，以钱塘江作为茅（茆）山河的水源，以西湖为盐桥面河水源。在茅山河和盐桥河交汇处的钤辖司前（今过军桥西）创置一闸，“每遇潮上，则暂闭此闸，令龙山浙江潮水径从茆山河出天宗门，候一两时辰，潮平水清，然后开闸，则盐桥一河，过闤闠中者，永无潮水淤塞、开淘骚扰之患。而茆山河纵复淤填，仍在人户稀少，村落相半之中，虽不免开淘，而泥土有可堆积，不为人患。潮水自茆山河行十余里，至梅家桥下，始与盐桥河相通，潮已行远，泥沙澄墜，虽入盐桥河，亦不淤填。自来潮水茆山盐桥二河只淤填十里，自十里以外不曾开淘，此已然之明效也。茆山河既日受潮水，无缘涸竭，而盐桥河底低茆山河底四尺，梅家桥下量得水深四尺，而碧波亭前水深八尺，则盐桥河亦无涸竭之理。然犹当过虑，以备乏水”。然而，以钱塘江水为运河水源毕竟弊多于利，元时运河口“沙涂壅涨，潮水远去，离北岸十五里，舟楫不能到岸，商旅往来，募夫搬运十七八里，使诸物翔涌，生民所失，递运官物，甚为烦扰”。于是又开龙山闸河道。然因泥沙堆积，河高江低，海潮水难以人河。至明代后期运河已不通江，船只需翻坝而过。钱塘江已完全失去为运河提供水源的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