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颐，字正叔，河南洛阳（嵩县）人。北宋理学家，世称伊川先生。早年与哥哥程颢在洛阳讲学，因此受到正在洛阳编撰《资治通监》的司马光赏识。到了司马光执政时，就推荐他到崇政殿为皇帝讲学，同时也参与修订国子监（古代的最高学府）的规条。他替哲宗讲学期间，相当有理想抱负，而且大胆直言，无所顾忌，声名很高。後来虽然因为卷入党争而被贬，但门人日众，成为後世儒家的老师级人物。总之，算是个少见的好人。

但当苏东坡遇见这位老夫子的时候，结果并不理想。事情要从元佑元年说起。

程颐

苏轼

元佑元年四月，王安石去世了。这一年的闰二月，因为和王安石意见不合而避居洛阳的司马光才刚接宰相。不过，当时司马光的健康已经很不乐观了，终於在元佑元年九月，司马光也走了。

司马光去世的时候，皇帝正率领大臣们举行了明堂祭拜的重大典礼，大臣们因此来不及在第一时间去奠祭司马光，等到所有仪式都完成了，这些参与典礼的大臣们希望马上赶去吊唁司马光，但当时替皇帝讲学的程颐却根据儒家的礼法，拦住大家。他引用了论语中孔子的话，说“是日哭则不歌”，所以参加了明堂吉礼之後不该又去吊丧家。但是大家心里觉得这似乎不近人情，所以有人就反驳说，“哭则不歌”不代表“歌则不哭”。东坡个性朗达，不拘小节，平日就已经不喜欢拘泥古礼，当然也觉得这位道学先生太过不近人情了，所以就说：“这是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的礼。”大大的讥嘲了程颐一番。

於是大家以苏轼为首，带了祭文，不顾程颐的反对，就前往司马光家中奠拜，但这位程老夫子，可是立场坚定得很，竟也赶到司马家去，叫司马家的儿孙们不得接受悼祭。大家自然觉得很没趣，苏轼忍不住，就针对程颐替司马光所办的古礼仪式，又狠狠的讽刺一番，说：“你这些礼节还是有些疏失，应该写个信物，送去给閰罗王。”程颐个性严肃，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，不是可以随便开玩笑的人，自然受不了东坡这一些嘲笑的行为。而且在一些洛派弟子的心中，早已将程老夫子看成圣人，那里容得东坡这番玩笑，彼此便产生了芥蒂，有了心病了。

程颐和苏轼都曾经是哲宗的讲学老师。在宋代的制度，替皇帝讲学称作“经筵”，而经筵的讲官依地位的高低分为“侍讲”、“侍读”及“说书”。程颐原是隐居不想做官的“处士”，没有通过科举试，因此只能当“说书”。不过，程颐并不介意，其实朝廷曾经多次徵召，他都拒绝了；他在元佑初年接受“说书”这个低下的职位，只因为当时的皇帝哲宗年少，程老夫子心中认为皇帝的教育对国家未来有重大的影响，才在年事已高的情况下出任这样的职位。

因此，程颐替皇帝讲学，完全照着自己的理想去实践，他一心追求三代古礼，凡事都以尧、舜、孔、孟为模仿对象。但这样一来，就显得有点古板，和其他的官员也合不来，甚至令有些人厌恶了。

苏轼也在元佑二年，以翰林学士的身分兼皇帝的“侍读”。东坡也诚心喜欢这工作，因为他也了解这关系到国运的隆替。苏轼讲学的方法，可从他对范祖禹的称道略知一二。大概要“言简而当，无一冗事，无一长语，义理明白，成文粲然”，这才能符合“讲书三昧”。

苏轼和程颐都算是好人，都当过皇帝的老师，都希望透过皇帝的教育，对国家做点事，而且两个人都有不适合当官的个性。不过，两个人刚好在不同的一端。苏轼不适合当官，因为他太爱自由了，而程颐不适合当官，因为他太规矩了。

当一个热爱自由的苏轼看到一个事必古礼，言必圣贤的程颐，总觉得他造作虚伪；而反过来看，在程颐眼中，苏轼则是一个浮薄文人而已。

因此两人渐渐出现许多磨擦。就像有一回，刚好是国家的忌日，众大臣都到相国寺祈祷，程颐下令寺方供应素菜，东坡却反对说：“正叔(程颐字正叔)你不是不信佛吗？为甚麽要食素呢？”程颐引经据典地说：“根据礼法，守丧期间，不可以喝酒食肉；忌日，是丧事的延续，自然也应该遵守不喝酒、不食肉的规定。”但东坡却刻意和他打对台，一面令人准备荤菜，一面吆喝道：“为刘氏者左袒！”摆出一付像汉朝吕氏、刘氏决斗时一样紧张的场面。於是各个大臣，各自选边；范淳夫等人食素，而秦观、黄庭坚这些苏门学士则食肉。如此一来，洛派、蜀派壁垒分明，成为宋代纷乱的党争的一部分。

尤其是附属於两人的末流，彼此意气用事，弄出许多争执。例如孔文仲就曾攻击程颐，说他替皇帝讲学时，常常引用不实的言论来影响皇帝的想法，皇帝原本单纯，也没有不良的嗜好，程颐却常提醒他不要接近女色；皇帝原没有特别信任的人，程颐却一再要他远离小人；甚至经常自夸“就算孔子再生为陛下讲课，也不过是这样罢了。”又说：程颐利用替皇帝讲学的身分，往往超越分际，甚至勾结权势，搬弄是非，离间作乱，挑拨恩仇，因此民间称他为“五鬼之魁”。

程门立雪

但是洛派人也有他们的说法。他们说东坡是为了争取替司马光主持丧礼，没有成功，所以故意攻击程颐。这当然太小看苏东坡，也不合当时事实：东坡当时不管是学术声望，或是官位高低，都无需借用主持司马光丧祭以增加自己的名望；更重要的是，这根本不是东坡的性格。

后来，攻击程颐相当严厉的孔文仲去世了，洛派的人竟又说：孔文仲原本个性纯厚，只因受了苏轼的唆使而做出残害忠良的蠢事，後来觉悟了，才抑郁致病而死。这可说是死无对证，莫须有的攻讦。

但随着程颐的去位，洛派的式微，宋代的党争并没有稍为停息，政治野心家，转而攻击声望正隆，前途看好的东坡，元佑党争也一直延续到北宋的末年。当一个像东坡这样的千古男儿，和程颐这样的道学君子，两位好人最后竟落得两败俱伤，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是造化弄人，抑或人心不智。

关於苏轼与程颐的种种记载，见於下列书文： 一、《程子微言》：温公薨，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丧事。是日也，祀明堂礼成，而二苏往哭温公，道遇朱公掞，问之，公掞曰：“往哭温公，而程先生以为庆吊不同日。”二苏怅然而反，曰：“鏖糟陂里叔孙通也。”言其山野。自是时时谑伊川。他日国忌，祷於相国寺，伊川令供素馔，子瞻诘之曰：“正叔不好佛，胡为食素？”正叔曰：“礼，居丧不饮酒食肉，忌日，丧之余也。”子瞻令具肉食，曰：“为刘氏者左袒。”於是范淳夫辈食素，秦（秦观）、黄（黄庭坚）辈食肉。吕申公为相，凡事有疑，必质於伊川，进退人才，二苏疑伊川有力，故极口诋之云。 二、《皇宋治迹统类》：明堂降赦，臣僚称贺讫，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。程颐言：“子於是日，哭则不歌。岂可贺赦才了，即往吊丧？”坐客有难之曰：“孔子言哭则不歌，即不言歌则不哭。”苏轼遂戏程曰：“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。”众皆大笑。结怨之端，盖自此始。（《孙公谈圃》、《栾城遗言》、《河南邵氏闻见後录》）三、《贵耳集》：元佑初，司马公薨，东坡欲主丧，为伊川所先，东坡不满意。伊川以古礼敛，用锦囊裹其尸。东坡见而指之曰：“欠一件物事，当写作信物一角送上阎罗大王。”由是与伊川失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