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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皇帝历来被人称作“明君”，“康熙盛世”虽然并非过去宣传的那样的美好，但也是确实存在的。
自从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开始，清朝开始进行“全国性恢复建设”。到了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年清明节（二月廿九，4月4日）这一天，康熙皇帝宣布了一项重大的个人决定！要求全国官员不必再讨论，必须先行执行，细节问题以后慢慢交流。
这就是，康熙朝“永不加赋”问题。总体上对于这一政策，绝大部分主流学者都持“积极看法”，但随着网络学者地加入，将这一问题评论轻率化了。
例如在本平台内部就有三篇文章，用不同的标题、不同的作者，在不同的时间发出同样一篇文章，其主体观点就是：“永不加赋”只是康熙为了博取好名声，不顾国情、国力而出的问题，同样也造成了非常大的问题——百姓逃荒。
“静止地看待问题”，当然可以得到一些正确的观点。但“永不加赋”并没有给清廷财政带来多大问题，许多问题并不是“永不加赋”这一财政税收问题导致的，而是因为其他原因。
例如流民问题。它是封建社会中国永久的问题，遇到灾荒、动乱乃至战乱，流民问题就会出现，什么“盛世”都会有。同时，康熙五十一年的政策，从政策出台到真正实行必然会有一个过程，这是每个成年人都应该有的“意识”。以流民来评价单一的税赋问题很不厚道。
“永不加赋”问题从提出，中经雍正的“摊丁入亩”（1723年）定型，再到乾隆五年（1740年）彻底完成，历经27年。作为康熙皇帝本身的价值在于：提出政策方向，开始进行大规模建设。
（1）战后26年，康熙决定全国性进行民生建设
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三，康熙对直隶、奉天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宣布，康熙五十年的地丁银和历年亏欠全部免除，共计956万2500两赋税免收。
康熙五十年十月初三，康熙对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、湖北、湖南宣布，康熙五十一年的地丁银和历年亏欠全部免除，共计1015万3400两赋税免收。
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初三，康熙对江苏、安徽、山东、江西宣布，康熙五十二年的地丁银和历年亏欠全部免除，共计1234万8797两赋税免收。
以上三年全国性免除了19个省级行政区的3206万4697万两白银的税收。除此以外，折三年还对没有进行普免的省份进行省内免税，近三年共免除3800多万两白银的赋税。请注意，这是针对田地、人口的全国性免税，不仅包括地主，还重点对佃户们进行免税。
这代表了什么？
代表经过26年的发展，从1684年开始的全国性建设已经取得了成绩，财政日渐充盈，而老百姓生活还很困苦的情况下，康熙从1710年开始大规模照顾民生问题、为民减税运动。
康熙五十一年，清明节这一天，更是放了个大招！
（2）1712年清明节的圣旨，宣告清朝“全国性大建设民生问题”开始，选择这一天，很明显是一种意寓“政治清明、天下平祥”的含义
1712年，康熙五十一年的清明节那一天，康熙发布了一道圣旨，内容很让人振奋。即从明年开始以后的时期，国家赋税纳税人口按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的丁口数量收取。日后无论生出多少人也不能变。
与此同时，康熙皇帝为了促进民生问题，宣布大规模的减税政策，又不完全统计，康熙朝总共减免赋税1亿4千万两白银。
那么？康熙为什么要制定如此政策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：为了避免前朝灭亡教训，我要知道真实的人口数，你们谁都别骗我，我不是想趁机加税，相信我的真诚！
康熙认为：如今天下和平已久，百姓户口日渐繁多，那么，大清国到底有多少人呢？不知道！
户部不知道、百姓不知道、皇帝更不知道。那么，皇帝不知道老百姓有多少人是非常可怕的。
首先是，该交多少税不知道。
其次，打起仗来，能动员多少兵马不知道。
最后，老百姓早期反来也没心理准备。向前朝农民起义，剿了一批又一批层出不穷。怎么这么多人呀！
为何这么多人不在朝廷掌握中？除了“贱民问题”外，主要原因就在于：老百姓们生活都很苦，为了少缴税，往往想尽一切办法避税、免税、逃税。
有钱有权的人可以合理合法地逃税。没钱的人普通来百姓只好少报人口逃税。正如康熙在圣旨中所说“朕凡巡幸地方所至，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，止一人交纳钱粮；或有九丁十丁，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。”
那么，不交税的那些人在干什么？
百姓的回答估计会把康熙吓死，“咸云：蒙皇上弘恩并无差徭，共享安乐、优游闲居而已。”
因此，康熙很着急，到底有多少人游手好闲呀？万一有事儿，这些人都是不稳定因素呀。总要先了解情况。
康熙知道百姓的想法，便在圣旨中告诉官员们、百姓们“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，不在加徵钱粮也。”
康熙甚至威胁直隶督抚及相关人口普查官员：朕于就近直隶地方遣人逐户挨查即可得实！
意思很明确，云贵川等地区离我远，我不容易查。直隶总督你小心点儿，少欺瞒我！我派人挨家挨户去查，肯定能得出实际数字，别以为我不会。我的目的就是想知道真实的人口数量不是为了加税！你们全都不用担心！
最后，康熙斩钉截铁地说：这件事就这么定了“此事毋庸速议”！我一个人就这么定了，等以后再慢慢地说细节！
对于“永不加赋”问题，许多人都有一个担心：影响财政收入，不仅康熙朝的官员们如此，就是有些现代网络史学家也是如此认为。
（3）“永不加赋”问题没有影响财政收入问题
有些人受影视剧影响，总觉得康熙朝末期多么烂，给雍正留下一个烂摊子。
其实，并非那么不堪。影视剧为了捧“主角”往往利用手段给他增加光环。
“三藩之乱”被平灭代表清朝已经没有被推翻的威胁；“施琅收复台湾”代表清朝最本质的敌人被消灭。也就是从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开始，清朝就进入了“全面建设”时期。再到永不加赋时期，清廷的库存白银数量可以代表财政收入的一部分。
之所以说一部分，就在于任何朝代户部掌控的钱都只是朝廷掌控的钱的一部分而已。
康熙户部存银（以后年份照此省略）十一年1810万；十二年2136万；十六年531万；十七年334万；二十五年2605万；二十六年2896万。
可见战乱一停，户部存银问题逐渐厘清，二十五年即达2605万两。由此，逐渐升高，在康熙朝，存银最高年份是五十八年的4737万两，其后为四十七年的4718万两。康熙五十九年到六十一年，数字开始下降，到了雍正元年就只有2371万两库存了。
为什么？那三年清廷在用兵于：定西藏、屯兵青海对付准噶尔等，由此才造成康熙朝最后三年库存白银大幅下降。军费是封建社会朝廷最大的花销，什么时候打仗什么时候财政支出就陡然上升。中国和欧美国家对战争的区别在于：中国的战争从来不是为了发财，一般是为了稳定。欧美国家则主要是为了掠夺财富。所以，古代中国因战争发大财很少，欧美一般都是为了发大财主动挑起战争。
因此，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后，儒家因此比较反对战争。对于这一点，宋朝最为典型。其次，就是晚清时期。
但即使如此，我们发现：从户部存银看，“永不加赋”政策对清廷的财政收入收入没有产生负面影响。因为，战争一结束，雍正朝的财政收入、户部存银立刻上来了。
雍正朝乃至乾隆朝的国力发展、民生基本稳定，其实主要就有赖于“永不加赋”，因为它主要针对的是农业、农村、农民问题。而农民是当时的主体人群。同时，“永不加赋”等减税免税政策，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。由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发展，经济作物有促进了手工业发展、商业发展等。
可以说，“永不加税”问题利国利民。
（4）“永不加赋”问题利国利民，但政策发挥效应是有时间过程的。而且，税赋问题是单一问题，它不能解决封建社会顶层设计问题、吏治问题吗，更不能影响儒家思想问题，因此，不能毫无理由地把“晚清的失败”打在康熙屁股上
康熙“永不加赋”问题，毫无争议地可以说是一项好的政策。但俗话说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”，更有执行能力问题，还要看客观环境变化，如此等等，定然会出现各种问题。因此，不能像本平台内的某两篇文章所做的那样，把晚清的错误归咎到康熙的“永不加赋”上，其实根本经不起任何推敲。把一个半世纪后的事情推到一个半世纪前的做法，本来就是错误的。
在中国封建社会，没有一项好的政策能在二三十年内不走样，好的变坏的。其根本就在于仁政问题。这是整个封建社会（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）的问题。
对于这一点，如果把心态放平正应该会认同。但历史从来不会被公正评价的学问，因为是人的学问，是人就会有错误或错误嫌疑；因为是人的学问，评价者就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，同样一段历史文字，你如果本身就对清朝有其他想法，自然好的也可以说成坏的。
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，更是如此。康熙朝“永不加赋”政策对于当时的中国却有好处，但它的政策发挥是有时间过程的。其根本路径就是：康熙朝小范围实现，雍正朝经过“摊丁入亩”真正实现，乾隆前期得到真正实现。
例如“陋规”问题。“陋规”问题的本质就是“贪腐”问题。有些人认为“陋规”问题的扩大是因为康熙朝“永不加赋”政策造成的。首先，“陋规”问题古已有之，宋朝、明朝都比较明显，只不过，宋明没有形成明显的“潜规则”。
贪腐涉及到“人性本恶”观念（我是管人的人，难道跟你被管的人一个生活水平吗）、封建我、社会的等级观念（我是官、我是民之父母你老不百姓不供养父母不供养官员吗？），以及明朝和顺治康熙朝实行的“低工资制”所造成的官员生计问题、以及清朝的财政制度设计问题（地方官员留给一定的税收，但如果地方内发生战乱、灾荒等问题，要先自行筹集经费进行垫付，然后经由户部报销）等诸多问题。
